（我们的彷徨：如何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？）

作者：赵向阳，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

来源：正和岛

关键词：偏见与无知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两大障碍

一、隐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偏见

关于永久居留一事，朋友圈里开锅了。很多人在评论，在转发。我一概没有参与，也没有兴趣打开这些文章。

我相信，国家制定政策的人，基本上都是有全局观的，有长远眼光的，了解国情的。他们也是中国人，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光明未来。他们应该把最好的结果设想到了，也把最坏的情况斟酌过了，一定是精心计算过其中的利弊得失。

至于民众的反应，民众当然有权力参与讨论一个重要法规的制定，群策群力，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，将问题想得更仔细一些。但是，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，一般民众不要想当然地假设自己比那些政策制定者聪明多少。尤其是，不在其位，不了解其政，信息不对称会阻碍对世界的准确认知。

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对外开放，一定要吸引国际人才，一定要海纳百川。既然要海纳百川，肯定会泥沙俱下。美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，就是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气派和自信。难道五湖四海里来的都是大鲸鱼吗？事实上，90%以上的都是虾兵蟹将。而10%的优秀人才，则产生90%的社会贡献。所以，不必苛求每一个获得永久居留的歪果仁都是人才。至于其他的负面社会效果，相信经过民众的建言，政府会更加谨慎地严加管控的。

但是，对不起，请允许我稍微讨论一下一个或许冒犯很多的人敏感话题。

以我的生活体验和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，我发现，绝大多数国人骨子里事实上某种明显的傲慢与偏见，在引进外国人才的问题上，彷徨不定。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国人缺乏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切身经验，而且中国大一统的时间太久了，汉族占据中国90%左右的人口，所以，我们不擅长与异族交流交往，尤其是对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有明显的抵触心理。

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，我的导师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德国人，一头金色的卷发让我想起《倚天屠龙》里的金毛狮子谢逊。他活力四射，从来都是各种社交场合和学术会议中的超级巨星，一出场就抓人眼球。我刚到GIESSEN不久，中国同学会搞春季联欢晚会，我邀请我导师参加。我导师笑了笑说，他很忙，参加不了，但是，他妻子会去的。我说，“请告诉您妻子，让她直接来找我”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剃了一个光头，很容易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来。

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大厅外面等我导师的夫人。我见到一个身材高挑的黑人妇女，优雅地走到我面前，用德语说“IchbinSharonFrese”。我当时愣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的天啦，我的德国同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导师娶了一个黑人太太呀！

我导师是IAAP（世界应用心理学联合会）的主席，是一个特别open，特别国际化的人。但是，一个日耳曼男人娶一个黑人妻子，即使在德国也是相当罕见的。而在法国，白人和与来自北非中东的黑人喜结连理，生好几个小混血，实在是平常了（抱歉，本文不打算讨论欧洲的绿化问题，请不要误解）。从此，我对跨国婚姻和跨文化交流有了更深的一点了解。

前年的时候，应IACMR（中国国际管理学会）的邀请，我导师来中国开会发表主题演讲，他夫人第一次来中国。回去之后，我导师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说，“我在中国待得很愉快，但是，Sharon很不喜欢，她觉得中国人对黑人有歧视”。我只能回答说，“Yes,Iknow,Ifeelverysorryforthat”。

总之，我觉得中国人不够国际化，对于某些特定族群有偏见与傲慢，在是否引进外国人才和如何引进外国人才上，彷徨不定。

二、关于来华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问题

自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后，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所提供奖学金的数量和力度：每年新增1万名左右来华的留学生，且绝大多数都能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。所以，最近五六年里，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接到10封左右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电子邮件，请求接受自己为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。

根据本科、硕士和博士等不同类型，据说政府分别提供了7万、8万、9万左右不等的国家奖学金。这件事情在微信朋友圈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。我看过一篇标题《让外国学生吃肉的同时，能让中国学生喝点汤吗？》的刷屏文章。

不理解的人批评政府说，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学生得不到资助呢！中国还有8亿民众还没有坐过飞机呢！中国还有3000万群众没有脱贫呢！拿钱去给这些外国留学生，纯粹地打肿脸充胖子，瞎糟蹋。

事实上，这种观点是短视的、缺乏战略眼光；只会算小账，不会算大帐；只会算经济账，不会算政治账。

请诸位换位思考一下国家的难处，很多道理国家不方便公开说，而且只能做不能说。既然大家要算经济账，那我就帮大家算一笔最小的经济账。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，即使是最高的10万奖学金，外国留学生拿到手的也只有每月2-3千元，其他的都是住宿费、实地调研费、学费等，而这些钱都是在国内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，没有落到外国留学生手上，更没有流到国外。可谓“肉烂在锅里”。

所以，许多批评的观点就像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一样，看似正确，很有诱惑力，实则谬误。不管“一带一路”是否能发展起来，中国和中国企业最终都要走向全球，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培养自己的“同路人”，培养了解中国、认同中国的外国人。

信任总是在交往左边中培右边养起来的，不先邀请别人来自己家做客，如何能让别人了解你？留学是最好的途径，我们这些曾经留过学的人都深受其益。正如古人所说，“将先取之，必先予之”。二战之后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。

现在都是2020年了，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。虽然不多，但是也不少。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就得更大气一些，就得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，包括人才培养，维和、环境保护、对外援助、卫生防疫、基础设施投资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维护等。这一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望。你以前可以搭别人的便车，以后你得让更多穷朋友搭你的便车才对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赢得更多的拥护和尊重。

三、关于MIS国际研究专业硕士计划的畅想

如果说，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，是“引进来”，那么，中国应该送更多的中国学生“走出去”，尤其是到亚非拉国家去开眼界，长见识，增才干，磨意志。

关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，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设想。这来源于我2018年7月10-28日期间，我围绕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进行考察的启发。我当时考察了新疆的北疆、蒙古国的科布多地区、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地区，总共行程超过5000公里。

回来之后，我花了两周时间撰写了一本《阿尔泰山一瞥》（未正式出版），其中提出来一个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。今天我把这个MIS（MasterofInternationalStudies）的计划一并提出来，供大家批评指正。

以下内容原原本本摘自《阿尔泰山一瞥》第八章，写作时间是2018年8月。虽然差不多两年过去了，但是，每当一想起这个前瞻性的想法，我仍然感到兴奋，我殷切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将之付诸实践。

我们不能仅仅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，我们还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这些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留学。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，很少有主动扩张的意识，很少有真正了解世界的人，特别是了解“一带一路”中所涉及的发展中国家。

根据相关统计数据，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学生大约60万左右，90%以上留学国家集中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日本、西班牙等国家（按照中国留学生所占全球留学生的比例进行排列）。甚至在西班牙和俄罗斯等重要国家，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。至于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，更是寥若晨星。

这就导致我们只对欧美有些了解，但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却惊人地无知。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人才短缺，对于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和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非常不利。

我在新疆进行企业访谈时，当地几家靠外贸起家的大型公司，表达了类似的担忧。他们认为，“目前，中亚国家越来越了解我们，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多人都在中国留过学，而我们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，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出去之后，相互竞争，甚至相互倾轧和拆台，给了竞争对手或者客户很多挑拨离间、各个击破的机会”。

所以，他们在引进人才时，越来越倾向于在当地国家留过学的留学生，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人力资源。而且这些学生，也不应该只是单一的翻译人才，而应该有更加广博的知识面，更加灵活的头脑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因为中国很穷，中国人很穷，所以很多人是靠公费留学去发达国家学习理工科和经管等专业。现在，我们应该增加一个新的公费留学计划，开设国际研究专业硕士(MIS,MasterofInternationalStudies)，针对发展中国家派出相当数量的研究生，大力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。

为此，提出以下构想，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关注。

1，以“结对子的方式”组织国内985和211院校与中国人留学很少的一些国家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，比如，伊朗、埃塞俄比亚、哈萨克斯坦等。每一个国家选择不同城市的两三个大学，分散化一些，让中国留学生有机会了解更多地方，而非扎堆在一起，无法融入当地文化，学不到东西。

2，“结对子”方式应该考虑到现有学校的资源，比如，已有的优势学科资源和海外关系等，但是对于没有现成资源的学校，也应该鼓励从头开始建设。应该在各个学校设立独立的校级中心负责统筹该项工作。

3，选拔的中国留学生既可以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也可以是已在工作岗位、与该国有经贸往来的公司职员。可采用两年制或者三年制，定向派遣，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。

4，选拔时，以往所修专业应不限，以往专业课成绩也不应成为考核重点，而是应重点考察被选拔者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，判断其是否有基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或者潜质，是否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和建功立业的冲动。入学考试的筛选应该重视所要留学的国别知识、英语能力和政治素质。

5，毕业文凭颁发国内985或211学校的专业硕士文凭，而非所留学国家的文凭。因为这些国家不同于欧美，在研究和教育水平上可能低于中国，其文凭含金量较低，对于学生在国内就业可能没有什么帮助。可以考虑，这个新的专业硕士的名称叫MIS，希望将来同MBA学位的含金量一样高。

6，第一学期的学习地点在国内，重点学习所要去国家的历史、政治制度、左边法律右边、文化和语言等。外语学习应以实用为主，集中强化，短期内能应付生存问题。其次，可重点开设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国际商务、跨文化沟通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课程，不求全面系统，重在实用。研究方法方面尤其应重视质性研究。

7，在国外大学留学交换一年、甚至两年，这一点可以有不同的尝试。建议在海外所学专业首先考虑该学生以前所修的同一专业，或者经管专业，或者左边法律右边专业。但是海外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学习专业知识，更不在于拿到当地的文凭，重点在于提高语言能力，了解当地的教育体系、文化传统等，与当地学生进行比较深入的交往。但是，对于基本的课程成绩和学分应有一定要求，否则很容易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。

8，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在该项目中也应扮演重要角色，在暑假和寒假期间组织中国学生在当地进行旅行，参观访问，加强对当地政府、企业和社区的了解。

9，所有参与该项目的院校应组织起来，形成一个强大的知识共享课程平台，共享一些稀缺资源，例如，关于社会学和人类的研究方法，国际商务等方面的课程。

10，在进行国外交换过程之前，就应该建立国内导师负责制，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。海外交换回来后，应在最后一学期提交论文进行答辩。论文应该更多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对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。内容和主题宜宽不宜窄，重点培养通才。成绩合格，并且论文通过答辩的，授予中国大学的专业硕士文凭。

11，顺利毕业的学生，优先推荐给在“一带一路”进行战略投资和布局的国企、民企等，甚至可以作为外交辅助人员。

12，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大学所承担的学生培养的数量，应该根据目的国的面积、人口数量、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情况和未来预期等进行估算，每个学校每年的招生培养人数在50~150之间可能是一个比较有经济效益的数字。十年之内，整个项目至少能培养国际化的初级人才5万人左右（假设50个项目国家，每年100人左右，每年5000人，十年5万人）。

13，该项目只是一个初级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项目，是一个入门项目。一旦这些毕业生在未来的工作中从事与留学国家有关的工作，他们必然会不断学习，自我强化，在利益驱动和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

14，成本和收益：每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费用应该在10万左右，每年政府需要至少投入10亿左右。但是，这是对自己国民的人力资源投入，这个钱不会白花。对于学生和国家来说，即使没有见到结果，也没有虚度和浪费。

风险防范问题

本计划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，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很重要，激发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有如下问题：

1，承担这些计划的国内大学，是否能保证质量地尽到教书育人的责任，尤其是深刻领会本计划的目的和良苦用心，选拔合适的苗子进行培养，集中优质的师资进行专门课程开发，在学生进行海外学习的过程中，及时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导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另外，师资培训是任何一个教育培训项目的关键。在派出学生的同时，也应该派出教师在东道国至少交流半年以上，使得教师本身对东道国有比较深刻的认知。

2，海外学习效果问题：如果没有硬性的学位和课程方面的要求，学生是否会利用管理上的漏洞，不好好学习，无法达成学习效果？甚至不在当地待着？或者只是在当地耗时间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国民走出去，了解不同国家的情况，只要是住在当地，且时不时提供一些照片和当地的信息，文部省就会按月给卡里打钱。建议采用类似的方法，要求学生每个月提交一个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，通过一个统一的网站进行提交，有专人进行信息整理和评估，采用过程管理，保证学习效果。

3，人身安全问题：包括父母的担心等，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形势比较动荡的国家，例如，伊朗、叙利亚等。

4，被认为是“间谍”的猜疑等。虽然这种风险不高，但是仍然存在，需要正视和提前预防。

5，就业的问题：虽然该计划培养的是国际化的初级人才，更多的是定位在国家引导和扶持的基础上，但是，回国人员能否找到一个相关的工作，能发挥在海外所获得的宝贵知识和经验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只有这一点解决了，后续的教育培训才能得到更多支持。

四、中国的强盛依赖于大批国际化人才

行文至此，收到一个社科院朋友的微信。

他说：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和现实中，真正有力量的大国，比如今天的美国，历史上的唐代中国，都是胸怀宽广，网罗天下人才而用之。优秀的人才不是打群架要人多，而是一个顶一百个，顶一万个的，就像以前有人传言的“钱学森顶一个师”。泥沙俱下在所难免，即使引进的笨蛋太多，那就算是做了国际慈善事业，改善了那些穷苦人的命运，也是有功德的。就像美国接收的那么多移民（非法、合法的），大部分都是刚够平均线或以下的人。美国的好，恐怕其中一个好，就是无分别不评判全然接纳的态度，让人更认同这样的国家。

我对此深表赞同！左边知己右边就是左边知己右边，心意相通。

事实上，在我前不久我所写的《疫情过后：中日关系的第四次高潮，要来了吗？》一文中，我曾经写过这样两段文字：

我曾经通读过2019年任正非与国内外媒体唇枪舌战的三卷本《访谈实录》，非常佩服任总的国际化视野、知识和人脉。尤其是当读到2019年10月任正非接待中东非洲阿拉伯语媒体的集体采访时，看到任总对该地区的历史、文化和建筑如数家珍，我真的有点羡慕嫉妒恨。

扪心自问，做企业不如任正非，可以；旅行见闻不如任正非广博，也说得过去；但是，作为一个学者，如果读书还比任正非少，那就无法原谅自己了。虽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历史一知半解，急需要补课。但是，中国人对非洲、中东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了解几乎就是空白，而老牌的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有几百年的经营历史，有大批熟悉这些地方的国际化人才。

所以，借着最近国家出台的研究生扩招的东风，我郑重呼吁有关部门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建议，加快中国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。

没有国际化的人才，就没有国际化的企业。得人才者，得天下！

五、关于民意征求方法的几点思考

正文已经结束，忽然看到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牢骚，抱怨关于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的程序太麻烦。

我刚好在网络调研方面有点研究，我在北大心理系的硕士论文《在线信息咨询中的匿名性对咨询员工作绩效的影响》（2001），大概是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心理学“开山之作”，所以，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。

第一，如果不是通过手机等进行实名认证，系统里面会收到大量的情绪化噪音，会淹没那些有价值的信号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在匿名状态下，会表现出很高的攻击性行为或者亲和性行为（例如，网恋），大大偏离了日常行为规范。

第二，政府就管理条例进行民意征询，就是为了获得具体而明确的反馈信息。如果只对整个法案采用简单的整体性判断（同意或者反对），根本无法有助于法规的完善。只有那些对法案中的每一个具体条例仔细推敲之后，所提出的具体明确的意见才是有价值的。

第三，几十年来，心理学和管理学中关于“头脑风暴”的研究证明，这个方法有严重的缺陷。改进后的方法是先让每个人独立面对屏幕或者白纸提出自己的建议，然后，当众把所有的意见，不管好坏，都表达出来，最后再进行讨论。这是为了消除群体决策中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，包括情绪传染和认知锚定。所以，如果您在填写调查时看不到其他人的意见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计。

我个人认为，此次政府征求意见的方法，在科学性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至于程序繁琐，主要是为了提高调研质量。

我相信，那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反对声音，肯定是有价值的，应该被整合到后续的立法中去。

全球化是时代潮流，虽然有美国发起的逆全球化的动作，但是，中国需要向前走，我们要保持一种更加包容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。

您说呢？谢谢您的理解！

举报/反馈

声明：本站部分内容和图片来源于互联网，经本站整理和编辑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本站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、交流和学习之目的，不做商用不拥有所有权，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若有来源标注存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，烦请告知网站管理员，将于第一时间整改处理。管理员邮箱：y569#qq.com（#转@）